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它却使法律滞后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使那些把握先机的人获得了巨大的边际回报。

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运行则有别于刑法的运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观念的变革）和我国经济体制在市场化道路上的改革（客观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会。

后案则试图论证第24条和第22条的关系，以决定偷渡到香港的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是否应当遣返内地的问题。人们自然会问，既然强制性已经成为法律的特征之一，强制性已经包括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起诉应诉的意思，为什么还要把可诉性单独作为一项特征提出来呢？广义而言，强制性确实包括了诉讼的意思。其中一些弊端的形成和蔓延与长期以来法律的可诉性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贯彻不无关系。当我们欢歌高扬的法治旗帜时，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论证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时，切莫忘记探讨和设计如何使这一旗帜牢牢地根植于社会的方法，以及如何能使人民大众真正行使起主体资格的措施。在其他一些权益保障法中，类似的条文不少。

按照最高法院在1995年颁布的司法解释，宪法条文不得在判决书中直接引用。如非立不可，则必须考虑并设计出用以保障这些法律实施的法律手段，特别是诉讼途径和机制。参见[德]梅尔：《德国观念论与惩罚的概念》，邱帅萍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1页。

对于死刑的存废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6月15日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废除死刑的口号，[57]1956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上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二是比例性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死刑而言，拿死刑和哪种惩罚类型比，或者拿可适用死刑的罪行和其他行为如何比较？这些标准都难以建立。在受中华法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刑事司法历来比较关注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求，在刑事司法中也容易迁就被害人家属的利益。目前，我国学者以及国外的劝进者主要给出三条理论路径：一是，将废除死刑视为全球潮流，并将此作为文明国家的一个指标来看待，可概括为文明抵触路径。

[7]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数量统计是不科学的，废除死刑是一种世界潮流和趋势是臆想性认识，并指出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基本上均未废除死刑。只有定位在我国国家性质和职能的理论与实践这个范围内，讨论死刑存废问题，才可能得出死刑是否正当的结论。

[26]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刑事司法从医疗模式（Medical Model）转向正义模式（Justice Model）。基于这两点假设，即便每个人表达出剥夺违反共同生活准则的人的生命的意思，也不能视为一种合理的意思表达，因为其不能对其没有权利的事项作出意思表示，或者即便表达也是无效的。可能的疑问是，国家对其公民不能适用死刑，对外国公民或者无国籍人是否可以适用死刑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57] 参见张希坡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18]在受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影响的国家，即便其中很多政治制度向西方国家靠拢，但在死刑这一问题上却保持强大的韧性。参见时延安：《劳动教养制度的终止与保安处分的法治化》，《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7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1957年2月 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一篇讲演的整理），《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第1版。在一国的惩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惩罚无疑就是死刑，因而不应对属于人民的组成分子适用死刑。

澄清人民命题的意义，在于明确敌人的范围。在这些亚非国家中，又以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东亚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受佛教、印度教影响的国家为主。

比较而言，废除死刑的国家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而这三支宗教又拥有共同的渊源。在人权方面，真正能够体现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迄今为止，还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二是，即便认为受害人有这样的权利，但其他社会成员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因而也无法形成人民意志并赋予国家杀人的权力。显然，死刑的存在是违背这一基本定位的。[43] [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63]列宁也确实说过：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愿意作个伪善者, 就不能放弃死刑。俄罗斯自1996年开始不执行死刑，仅在1996-1999年车臣共和国执行死刑。例如，通过区分民意[84]并不断影响民意，最终形成废除死刑的多数民意，进而达到废除死刑的目标。

[9] 例如，1994年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建议再就《欧洲人权公约》制定一个议定书，彻底废除死刑，不允许在任何特殊情况下保留死刑，也不允许加入此议定书提出保留。马克思曾经说过：国家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68]。

适用死刑，就意味着国家单方面剥夺了公民的资格，同时也放弃了对该公民的保护。如果我们对美国未来废除死刑的可能性进行预测，其将来仍会沿着这个思路前进，即由联邦最高法院而不是国会发挥主导作用，而且会以异常的刑罚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据。

同时作为例外，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于敌人仍保留适用死刑的可能性，结合刑法理论分析，就是向我国发动战争的罪犯，死刑仍是一个选项。[72]用最为直白的话说，杀死他和不理他完全两种不同效果的意思表示。

2. 基于社会制度对死刑的分析 社会主义，既是我国基本社会制度，也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目前人口在一亿上的国家中全面废除死刑的只有墨西哥。正义模式即强调报应刑。恩格斯也提醒到：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59]前苏联曾经于1917-1918年、1920-1921年废除过死刑。死刑的规定和适用，就是以国家名义实施的一项权力行使，因而对死刑的政治正当性的判断，就应结合宪法这一基本规范来进行判断。

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曾提出：人们现在无法在极权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划出一条确定的界线，因为法律已变成立法者为达到自己目的而使用的政治工具。从该条款，同样也可以解释出人的尊严的内涵，但将其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据，也会形成对立的看法。

[27] 参见赵秉志：《死刑改革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2－707页。也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体自由才是可能的，而社会的任务就是为个人作为其自身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发展。

本文认为，这三个理论路径并不能充分地论证死刑的非正当性（illegitimacy），并提出，在我国提倡废除死刑，应从主流的国家学说入手，论证死刑的存在是不符合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认识的。从这一经典论断出发，回到死刑问题，我们可以推导出：生命是个人自由的基础，而为维护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要确保个人生命的不受侵犯，无论这种侵犯是来自于其他社会成员，还是来自于社会或者国家。[19] 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应视为保留死刑的国家，在特殊情形出现时，都有恢复死刑适用的可能。引自[匈]马达毅·萨道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死刑改革分析》，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71页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4]李洪江：《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引用刑法修正案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7年第11期。

进入专题： 法律修正案 。因此，整体表决虽然效率颇高，但无法充分反映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态度和意志，进而可能影响到修正案的立法质量以及法律修改的实效。

有学者形象地称此为捆绑式销售。因此，以法律修正的方式修改法律，不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